对当前我国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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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曾经说过: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力量往往超出普通人的预期。许多从业者认为他们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但他们经常成为经济学家的奴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31页。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在现实中面临困难，政策效果不如他们预期，这往往归咎于既得利益集团和改革的阻挠。事实上，他们的错误思想和政策主张，如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影响我们的社会，危及我们的经济。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学界普遍认同和流行的影响社会、危害经济的错误理论和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现象被认为是中国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优势。它一直主张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控制投资和减缓增长。

第二，它混淆了潜在增长和实际增长，没有注意到投资和消费在两种增长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错误地主张用消费代替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长期潜在增长中，消费不是增长的负变量，只有投资既是短期需求又是长期供给，它才是真正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正变量。

第三，没有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国情和阶段特征来揭示中国高储蓄的真正来源。

第四，基于对中国高储蓄形成原因和投资水平判断标准的错误理解，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投资恐惧和投资厌恶，普遍反对中国的高投资。

第五，对于一个经济仍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基于高投资的高增长并不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第六，由于对中国高储蓄和高投资的形成原因及其相互关系的错误理解，不可能解释中国高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的真正来源和实质。

第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储蓄盈余和巨额外汇储备，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大量的资金和投资建设需求难以满足、国内利率长期高于国际市场水平、融资困难且成本高昂等问题，经济学家将其简单归结为金融。

第八，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被排除在实体经济之外，只有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留在实体经济中。

九是判断一个行业是否过剩，唯一的主体应该是市场主体，真正能够解决市场过剩问题的机制应该是市场机制。

第十，忽视中国经济仍是发展中的经济，发展的紧迫性和差异性，我们在超总量的喜悦中忙于总结经验和推广模式，认为中国的发展可以放缓，数量和速度不如过去重要。

过去，我也是这种中国主流经济理论的接受者和倡导者。近年来，经过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我发现这个理论脱离了中国的国情，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这是一种误解，完全源于虚假现象，没有深入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真实过程。有些理论甚至是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变体理论，只是简单地照搬，没有消化吸收。如果我们不反映和纠正这些我们习惯于并被视为标准答案的理论和观点，我们的政策就很难恢复正常和符合现实。

例如，简单地将中国的消费、储蓄和投资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我们认为中国的消费太低、储蓄太高、投资太多，而没有深入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独特的国情(如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的人口结构变化)来研究中国消费特征、储蓄行为和高投资的客观必然性，也没有从长期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真正分析中国消费和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因此，未能看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恰恰是中国的优势，而不是中国的问题。又如，我们的经济学家没有看到中国独特的人口结构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与中国将面临的老龄化负担(即人口债务)完全一致。存在一个如何平衡人口红利和人口债务的问题。在中国高储蓄的背后，将会有一个如何避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发展陷阱的问题，同时，也有一个如何应对中国独特而更加突出的老龄化陷阱威胁的问题。用中国的高储蓄来刺激消费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从2005年开始，我一直在做自己独立的思考、理论反思和实证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我发表了一些文章，包括《回归认同——中国宏观经济均衡分析的新范式》、《中国的优势——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等。现在这本书《优势的突破——论中国的优势与金融改革》是前两本书的姊妹篇，是近年来围绕上述问题深化和完善相关理论认识的最新成果，也是理论思考和工作实践的最新总结。其中，最突出的是强调如何利用中国的优势，克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和“老龄化”两大陷阱，使中国经济真正进入现代化，实现中国梦。

古人说:40并不令人困惑，50才是命运。应该说，人生的黄金时代是从四十岁到五十岁。这本书记录了我在这个黄金时期的经济金融理论思想和工作实践，基本反映了我的经济金融理论观点及其形成过程，以及这些思想在实际工作中的实验和经验。由于这些思想和实际行动主要集中在如何分析和对待中国的经济金融形势和相关的金融改革及其实践上，集中在中国特有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优势的由来上，以及如何珍惜和利用这一优势来突破发展的陷阱和中国特有的老龄化陷阱上，所以我把这本书命名为《优势的突破——论中国的优势与金融改革》。

该书从经济理论、金融理论、实际应用、对话演讲等五个方面对2005年至2015年的理论思考成果和实际工作经验进行了总结和分类。

第一部《经济理论》包含了我对中国近十年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总结，全面反映了我的经济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其核心是我对中国消费、储蓄、投资和增长的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认识和政策主张。它从新的角度研究了中国高储蓄的根源、高投资的必要性和高增长的原因。人们认为，中国的高储蓄源于中国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的历史巧合，是中国不可多得的宝贵发展资源和有利条件，应该珍惜和利用；高储蓄为中国的高投资创造了条件和保障，这在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发展机遇。中国的高投资源于中国的高储蓄，这不仅是中国加快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客观需要，也是中国宏观经济平衡和人口红利与债务平衡的内在要求。中国的高投资不仅创造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也是平衡中国人口红利和负债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佳方式。中国的高投资是一个优势，而不是问题。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源于中国高储蓄支持的高投资，这不仅是中国优势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奇迹的充分解释。没有投资，我们就谈不上增长。只有投资才能带来真正的增长。这不仅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国内外经济增长实践的经验总结。

第二个“金融理论”反映了我对金融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其核心是金融生态理论和金融改革主张。我提出金融系统是一个生态系统，金融是一个活的有机体，遵循适者生存和适者生存的生态规律。金融体系的功能是如何充分有效地配置资源，将储蓄转化为投资。金融改革的核心应该是根据这一规律完善金融准入机制、金融退出机制和金融竞争机制，使金融体系成为一个多物种、竞争合作、金融资源高效配置的有机体系。金融监管就是要遵循和维护这一系统的竞争规则和生态特征，使其充满竞争效率和有序运行。在推进我国国有银行、农村信用社改革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实践中，我力求贯彻和探索这一金融生态的理论认识和相关政策主张。

第三个“实际应用”包括我在金融稳定、货币信贷、调查统计、信用调查、反洗钱、科技、发行安全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和理性思考，体现了我的一些实践创新和突破。

第四次“对话演讲”包含了我对新华社、人民日报、金融时报、财经、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中国金融、中国经济、当代金融家记者的采访，以及我在不同场合的演讲，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第五篇“其他随笔”包括我的一些工作信件、调查报告、回忆文章等。，这很难归类为前四篇文章。除了我特殊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之外，这是我工作和生活的一个小方面。

来源：安莎通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