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讯】文革“八·二五”陕报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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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5日，《陕西日报》第三版以“帝国主义和所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题，刊登了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伊斯特兰的谈话》发表20周年纪念文件。 第四版刊登了“毛主席检阅首都百万革命军”的照片。 两版都是“推进毛泽东思想的布局”，本来应该是值得“革命”的，但意外的是降了祸。 从当天下午到26日，西安交大、道路学院等大学聚集了2万多名“革命师生”，包围了陕西日报社，当天的新闻第三版标题“帝国主义和所有反动派都是纸虎”的“帝国主义”和“纸虎”几个字正好是第四版 这是“偷天换日的方法，对我们伟大的领导人、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恶意侮辱”、“对我们无产阶级的疯狂攻击”、“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结合西北局和陕西省委 2、立即安装扬声器，布置会场。 3、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霍士廉(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参加了大会，但不得发言4、代主编李一松(陕西省军区副政委员会)说明问题，说明不好的情况下，关闭报社5、起草电报发送到中央，延迟。 必须在六两天内报道“西安交大等大学谴责省委黑帮大会”的消息。 呼吁“破坏报社”、“关闭报社”、“接管报社”等口号，“冲入报社，占领报社编辑部的办公大楼，控制对外电话，限制报社人员出入，打破橱窗和大楼的玻璃。 最后迅速发展到“到处抓人，搜索两名非法编辑的副社长室和宿舍”。 有些人还强行取下李一松红星帽子的徽章和红领章，让李高帽上街玩，李批斗7个多小时，陕西师大和北京工大去陕西战斗队，“西安一毒草，给中山街出长度(也就是现在东大街，陕西日报社的时候， 其余的是《陕西日报有鬼》、《陕西日报站在什么角度》、《上半身裸体出征的陕西日报》、《冲破陕西日报的大阴谋》、《陕西日报是文化革命的障碍物》等大字报更是在街上，形成了一时的“八二五陕报事件”

当时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顶峰，侮辱毛泽东的罪无人能负。 《陕西日报》知道造反学生是项庄舞剑，矛头从一开始就指向西北局和陕西省委，但不得不辩解，8月26日大量印刷在《全省及全国160多个城市和广大农村》上“这是干什么的？ 》的传单说:“本月二十五日，本报四版印有毛主席像和反面三版印有‘帝国主义和所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软文标题，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当天的报纸、版样由4人分工，4版的画刊采用《人民日报》的原版，3版的信息是新华社的电报，按版本编制。 审查样品时一版一版提出誊写审查，第四版使用《人民日报》的原版，不审查。 毛主席像我们一样经常刊登。 关于“帝国主义和所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也要经常刊登。 所以，有时不会出现太相似的现象。 其他报纸也有。 另外，人们不能一面一面地看报纸，不能一面地看两面”，他说“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举得更高，把《陕西日报》做得更好”。 革命同志们对我们发表意见，帮助我们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我们衷心感谢”，说包围报社是“有着不可告人的邪恶计划的坏人操纵的”，“革命同学们。 8月31日，又以“陕西日报社全体革命职员”的名义，向全国发送了“关于8月25日事件真相的公开信”，再次确认了之前的辩解词，进一步出示了实例。 “我们最近翻阅了全国的多家报纸，有本报8月25日的篇幅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这怎么能说是“反革命”？ 另外，他指出“这次来《陕西日报》提问的大多数群众是来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意识和政治警戒性大幅度提高的表现”，但“这次的事情有些群众不知真相地煽动，新 这封公开信区分了参加事件的人，显示了相当的政策性和战略性。 《陕西日报》出版部也于8月27日发表了“有多少人会这么做——揭露坏人中伤党报”的大新闻。 “少数有心人坚决地结合无法联系和联系的问题，公然进行反动的推进。 他们的目的不是很明显吗？ 他们的目的不是恶毒吧？ 报纸和其他出版物一样，我们平时阅读的时候，哪里走向光明呢？ 只有别有用心的家伙，用这种方法进行煽动和诈骗是无耻的。 ”。 西安医学院、火炬小学等学校的师生和庆安企业、肉联工厂冷库的部分员工，同样于8月26日表示:“我们是最强的，最坚决地是交大、冶院等学校的少数反革命分子借用《陕西日报》在排版中的3、4版偶联中死亡。 我们呼吁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教员和学生职工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的红旗，根据“十六条”，这一撮反革命分子的目的、组织、计划、有步骤的妄想变天大阴谋”的口号和“八月二十五日《陕西日》 我们认为在事实真相没有被彻底调查之前，下这样的结论是不合适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发现有同样重大的问题。 他到底有什么性质，我们也不能早点下结论”。 西安医学院第二院的部分师生说:“是精心策划的吗？ 》的大字报中还列举了( 1966年) 7月1日的《羊城晚报》、8月24日的《健康报》、7月18日、6月29日、6月19日、8月15日的《人民日报》、6月19日、7月1日的《解放军报》、7月1日的《解放军报》。 你们既然警戒心很高，交大同学在毛主席像后面写着“造反有理”，你们制造了谁的反对？ 为什么不捏他？ ”因此断言:“显然这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借用对毛主席的无限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心情，制造谣言引起事件，煽动群众引起骚动。” 这些声音对危机中的《陕西日报》表示了宝贵的同情和声援。

但是，交大等师生进展不顺利，继续按照其奇怪荒谬的逻辑全面搜索《陕西日报》，《轰炸》，深文周纳认为，该报不仅在8月25日，在1966年3月31日以后的许多日子的报纸上，也有同样性质的“问题” 例如:1)3月31日第1版《西区首府百万人热烈欢迎刘(少奇)主席》副标题“大打击”的“重打击”3字，走向第2版毛泽东的头像。 2)4月17日第3版的全段标题“把毛主席的书作为我们各项事业的最高指示”正对第4版的“充分的法西斯暴徒”的标题。 3 )正对4月22日第一版《毛主席语录》《错误思想……不要让他们自由泛滥》的《毒草，是牛鬼蛇神》、第二版的《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等。

不仅如此，造反师生还进一步引用说，这家报纸在相反的两个方面不仅恶意侮辱毛泽东(包括林彪、列宁)，而且还存在很多篡改毛主席语录、《人民日报》文案、误解大众等问题。

就像8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大量出版毛泽东著作的消息一样，《陕西日报》的副标题包括原来的“全国人民非常尊敬、热爱、无限信仰、崇拜毛主席、购买日夜毛主席著作。

此外，8月21日《陕西日报》发表了《毛主席永远与我们同在》的报道，只报道“保皇”的西安中学、西北政法学院、西安医学院和西安工业学院等，“勇敢地暴露省委黑线”的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西北工业大学

总之，《陕西日报》烂了。

事件越来越激烈，不仅在陕西，在“新疆伊犁、克拉玛依到福建前线东山岛、黑龙江到海南岛”全国各地都知道了这次。 教师和学生抓住这些虚构的“问题”拴在绳子上，陕西日报社的传单和公审中的“政治扒手”、“别有用心的人”等诉讼法和参与反叛的人被其他各种传单、舆论“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招致不满。 面对造反师生的攻势，风雨飘摇的西北局、陕西省委感到深深的压力，在造反师生的强烈要求下，从“革命学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组织了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印刷传单的问题”检查团，11月2日陕西日报 12月14日，陕西日报不得不公开讨论传单的印刷，报社公开承认“文化大革命以来，对革命学生运动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从8月26日到9月下旬由报社发行。 “当时的革命学生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来到报社，抗议并严厉谴责了8月25日的报纸和本报的其他一系列错误。 承认是完全正确的、正义的革命行动”，对传单上写的“一小撮右派分子”、“一小撮反革命”、“不是有心人”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所有革命同志、革命同学”，特别是传单“攻击和诋毁”的西安交大、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等学校的部分革命师生，进行了“道歉、道歉和道歉”，当天陕西省委也就“陕西日报”印发了传单， 镇压广大革命教员学生革命群众，给陕西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挫折”，承认了《陕西日报》的印刷“这是在干什么”。 》、《关于8月25日事件真相的公开信》等谘询交大、冶金院、西工大等大学革命教师的传单是省委的指示，“首要责任应该由省委承担”，“霍士廉同志(省委第一书记)代表在大众大会上公开讨论。 在《陕西日报》社发行的传单中，革命教师和学生、革命大众说“一把右派分子”、“一把反革命分子”等，都要一律平反，向这些同志道歉，道歉。 这些传单的影响产生的坏结果，其责任也应该由省委承担”。

但是，检查团对陕西省委和陕西日报社的讨论极不深入，“想在大帽子下逃跑”、“……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不向革命大众低头认罪，痛斥前非，改正错误，回归正确路线的诚意。 他们不仅不自愿消毒，反而为革命群众设置了很多障碍，抵抗检查。 刘澜、霍士廉、刘刚(西北局推进部长)、舒同(省党委书记处书记)等直接指示《陕西日报》社印发谣言传单的人，至今尚未向革命群众提交具体的提交和讨论资料。 ”。 1966年12月17日，检查团印发了“8月25日事件真相”的传单，关于事件经过，与陕报的传单有完全不同的说法，“清除其不良影响”。 结果，“825事件”成为陕西日报社、陕西省委、甚至西北局怎么也逃不掉、洗不掉的“罪”，随着“斗争”的进行，1966年12月31日，陕西省委、西北局权力被剥夺的日子也数不胜数

胡说八道的“文革”多奇怪，这种风格特有的“文案狱”可以说是奇葩的人。 那个发起人不是掌权的人物，只是叛逆的教师和学生。 其入狱的理由真的不是新闻文案犯了什么禁忌，只是引起了有版位偶然因素的“别有用心”的人的灵感。 其最后的判决也不是最高当局的直接、间接参与，运动浪潮似乎有规律地受到了帮助，其影响可以说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世态人心，是巨大的。 李松晨等主编的《光辉的50年——共和国档案》三个《文革档案》的《文革花絮》引用了资深编辑的复印件，当时《解放军新闻》说:“有毛主席照片的情况下，很多人把枪口对准了头版其他照片。 即使在文案上出现了“毛主席”的字体，也要用光看两面的同一个地方。 报纸出版后，一版和二版、三版放在玻璃板上，在玻璃下面打开电灯，进行透视，检查毛主席的照片和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 严格检查后，没有降级的话就不能印刷。 ”。 另外，当时“情报界有‘对表’的风气，大致第二天有什么重要的情报，全国各地的很多报纸在夜间给北京打长途电话，先给人民日报打电话，再给《解放军报》打电话，有重要的情报被配置在报纸的哪里。 听清楚后，他们就那样画葫芦。 即使这样布局不当，也可以按照《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进行布局，不负责任。 ”。 其实这种“透视”的方法和“对表”的风气，与陕报“825事”有很大关系，或者吸取陕报“825事”的教训而流行。

(摘自《炎黄春秋2003.7期》)

来源：安莎通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