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营改增”时期 要解决的七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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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后，要考虑增值税税率、抵扣、优惠待遇、退税、征管、收入分成制度和国际税收协调等七大问题

1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全面推进“营业税改征”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这意味着始于2012年的“营改增”试点改革将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增值税改革”的改革促进了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全面覆盖，为我国建立现代增值税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增值税制度不断完善的步伐无法停止，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其中有些相当突出。要在后“增值税改革”时期统筹考虑，继续推进和完善增值税制度改革。

一是增值税税率的退化。除了简单税率和零出口税率之外，目前还有4种增值税税率，分别为6%、11%、13%和17%。增值税的基本原则和发达国家的相关实践经验都表明，过高的税率设计不利于增值税中性特征的发挥，也给税收征管带来更多的困难。因此，退化的增值税税率是后“增值税改革”时期现代增值税建设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二是完善增值税抵扣制度。增值税抵扣制度是影响增值税中性作用的最重要因素，理想的增值税抵扣制度可以消除双重征税。然而，由于税制模式和税收征管的选择，发达国家增值税很难进行充分的分配和抵扣。这种扣除是“有限”或“不足”的，这使得增值税制度只能不同程度地减少重复征税，而不能消除重复征税。随着我国增值税征收的全覆盖，增值税抵扣范围面临着数量大、覆盖面广、点数分散的复杂局面，这将加大下一阶段增值税抵扣制度设计和征收的难度。例如，在扣除服务消费时，如何区分“私人消费”是一个国际管理问题。

第三，增值税优惠制度的设计。增值税优惠制度的设计一直处于理论和实践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少优惠或不优惠是实现增值税征收链完整的前提，也是对理想增值税制度的追求。另一方面，考虑到增值税的累退性质和其他因素，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对食品、医疗保健、公共部门、金融和房地产实行免税或零税率政策。与其他间接税不同，增值税优惠有两种制度设计:零税率和免税率，两者有本质区别，需要合理应用。目前，中国有24个增值税免税项目，包括7个法定免税项目和17个特定免税项目。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英国、新西兰等国家的政策相比，免税项目相对较多，但零税率项目较少。如何考虑中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优化现行优惠政策体系，值得深入探讨。

第四，完善增值税退税制度。目前，我国行业间增值税负担的变化是企业普遍关注的问题，但类似的问题在其他也实施增值税的国家很少发生。因为在这些国家，在及时、彻底的增值税退税制度下，增值税是一种严格的间接税，其税负可以转嫁到下一个流通环节，其实际负担是最终消费者，所以增值税税负水平对生产企业没有影响。在一些发达国家，增值税退税系统已经成为纳税申报系统的常规组成部分，可以通过电子申报及时实现。受财政收入和管理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自实行增值税制度以来，我国没有建立大范围的增值税退税制度(退税只在出口环节实施)，但实行了增值税保留制度。今后，建立全面的增值税退税制度应是一项重点考虑的改革。

第五，加强增值税的征收管理。增值税的偷税漏税和骗取退税越来越受到增值税发达国家的重视。一些经合组织税务专家认为，欧盟的增值税税率约为0.6-0.7，加强征管是欧盟未来增值税改革的重中之重。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增值税征管似乎更为成功，尤其是1998年开始建设的金税工程，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假票假开”问题，但“真票假开”问题却没有更彻底的解决方案。此外，地下经济和现金交易将是增值税征管的难题。

第六，调整增值税收入分成制度。增值税是一种流转税。理论上，税收和税源是有偏差的。在中国，在“营改增”改革之前，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是有限的，75%的增值税收入归中央政府所有。税收虽然偏离了税源，但并不突出。随着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全面覆盖，中央分担比例将会下降，这一问题将会凸显。此外，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按比例(原增值税征税范围)和按范围(原营业税征税范围全部划给省级政府)分享增值税收入缺乏理论支持，这在各国增值税实践中也很少见。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对增值税收入分配制度进行重新设计和调整

第七，增值税的国际税收协调。2015年，经合组织财务委员会开始讨论经合组织起草的《增值税/一般消费税指南》，这是继《2013年避免收入和资本双重征税示范协定》和《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之后，经合组织推出的第三份国际税收协调文件，目标是最终建立一个涵盖所得税和增值税的完整的国际公认的税收标准。如何参与适应这一规则应该是中国未来增值税改革的重点。

来源：安莎通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