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重点是推动要素效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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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方改革——要改变什么，如何改变(3)

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点是促进要素效率革命。要摆脱中国经济增长的困境，首要任务是高度重视并大力降低产能，着力解决“低效萧条”问题: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和市场分割，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自主权；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发挥政府投资在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深化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大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全面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创造良好的要素环境，同时加大对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投入；以第四次产业革命为基础，全面提升中国产业价值链。

张默南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时期。中国正处于新旧产业交替和发展动能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这一阶段，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发展特征越来越明显。数量扩张的经济模式很难支持如此巨大的经济总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的减少、生产要素成本的增加、要素配置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中国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来提高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能力，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重塑国家竞争优势。

高增长红利下降的根源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急剧下降

近年来，全要素增长率一直在下降。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下的合理经济增长率将从“十二五”期间的7.4%左右逐步下降到2016-2020年的平均6.5%左右，增长趋势将缓慢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要素生产率(tfp)对gdp增长的贡献持续下降，2013年降至接近零的历史低点。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清华大学的白重恩教授用他们自己的方法计算了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历史趋势，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即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我们充分享受到了“开放红利”，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总体而言，全要素生产率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保持在4%-8%的高水平。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的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已降至接近零。

从经济核算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五个部分:资本投资(非ict)、ict资本投资、劳动数量、劳动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五个部分的增长来源，发现结构性问题是制约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金融危机以来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投资(非ict)对增长的贡献，达到5.97%，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除资本投资外，其他增长动能明显较弱，劳动数量和质量的贡献率分别为0.14%和0.10%。中国经济中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下降，全要素生产率正在下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低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资产负债率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急剧下降的一个显著表现是内部资本形成的变化，特别是资本利用率和资本配置效率的下降。我们用投资产出弹性来衡量投资效率(投资效率通常用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来衡量，它表示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的资本存量，即icor=当前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dp增加值，值越高，投资产出效率越低)。结果显示，在1996年至2012年期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平均约为3.9。与处于类似增长阶段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icor值明显更高。单位投资带来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下降和资本周转率的急剧下降，增加了融资需求的增长，但创造现金流的能力却大幅下降，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投资效率的下降和实体部门偿付能力的下降。

特别是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使地方政府渴望通过表外贷款和银行间债务融资获得资金，大量资金流向地方融资平台和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急剧上升，资产负债表明显恶化。同时，由于“软预算约束”的存在，财政资源过度倾斜，继续与产能过剩的大型国有企业错配。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不明确，即使实施了自筹资金，它们也可以享受政府的无形担保，这极大地推高了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然而，从经济发展潜力来看，可以深度挖掘的增长空依然存在。在传统要素红利新常态和“三驾马车”力量弱化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从供给方面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和动力转换。

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

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点是促进要素效率革命。要摆脱中国经济增长的困境，首要任务是高度重视和降低生产能力，努力解决“低效率萧条”问题。

首先，要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和市场分割，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自主权。转变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消除要素价格“多轨制”现象，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释放市场投资者的活力。

第二，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发挥政府投资在促进技术创新和科学研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政府投资的宏观导向作用，加大对R&D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等共性技术领域活动的金融支持，鼓励政府、产业、学习、研究和金融建立创新联盟，促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设备投资改造。

第三，全面深化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从未来发展来看，共享经济、长尾经济和零成本经济不断涌现。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产业、科技深度融合，新格式、新产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进一步适应这一新形势，已出台的负面清单制度也应本着鼓励创新、降低创业门槛的原则，加强制度供给，及时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更新限制类新项目和淘汰类项目。通过否定列表制度，我们可以有效地保证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潜力。制约地方政府竞争性投资，激发民间资本市场活力，进而提高社会资本形成和配置效率。

第四，大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必须改变投资领域、方式和主体，引导它们走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调整路径，设计以人为本的总体政策框架。在资源配置上，必须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重视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业。在要素投入方面，注重通过充分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转变为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转变为不断提高拉动就业能力的过程。

第一，通过深化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扩大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要改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重视高学历教育的不平衡局面，对农民工进行大规模培训和素质提升，注重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以适应未来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即经济增长与就业相匹配，劳动力升级与转型相匹配。二是完善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市场经济运行中“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的一致性和排他性规则”，构建了合理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机制。三是通过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来源，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

第五，全面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创造良好的要素环境。从未来政策重点来看:一是大幅度提高生产和服务要素的供给能力。由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有必要从外部引进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以满足我国高端生产性服务要素不断增长的需求，提升信息、R&D、设计、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大幅提高服务消费比重，促进消费升级。从物质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例如，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和娱乐消费支出从1985年的12.8%增长到2013年的34.1%。据估计，到2020年，这一支出比例有可能增加到40%-45%，将成为城镇居民消费的主体。第三，服务公共产品投资将大幅增加。建立多元化的服务投资主体机制。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通过ppp和其他形式投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信息等领域。第四，加强对外开放，努力打破服务业垄断。打破服务业行政垄断，推进监管体制创新，加快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

同时，我们应该加大对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投资。当前和未来，环境和生态恶化仍然是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生态资源和环境的投资。加快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防治荒漠化等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工程；促进对农业、渔业、林业、制造业、交通、水和废物管理的绿色投资，实现向低碳和有效利用资源的绿色经济过渡；推进能源革命，推进可再生能源建设，加快大型水电站和太阳能电站建设，加快沿海省份核电发展；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废品回收、再制造产业化、工业园区循环转型等循环经济项目。

最后，基于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国的产业价值链将全面升级。未来，全球产业竞争将是价值链上的竞争。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产业4.0”的挑战和国内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中国必须建立新的竞争优势，攀登全球价值链，促进产业结构和价值链的整体升级。

一是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投资，促进价值链整体升级。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环节，而高端制造业产品供应严重不足，装备制造、造船、汽车、钢铁、建材、石化等九大制造业就是如此。，这将构成对空客房的巨大投资，并在未来增加空客房。因此，我们应该逐步将制造业发展的重点转移到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大幅提升创新型R&D在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强度。

第二，要注重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它们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和控制。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为了加强对全球资源和经济的控制，获得更大的贸易利益，有必要培养一批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一定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支持企业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发展和延伸国家价值链。除财税、金融和贸易便利化政策外，政府应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场设立相应的贸易促进机构，为企业搭建国际贸易网络和海外贸易合作区提供综合服务平台。第三，要努力加强零部件和设备制造，增强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中间产品进口国之一。政府应在最大化零部件进口技术溢出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引导国内企业加强零部件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重点提高我国本土企业的零部件生产质量和技术水平，走出我国核心零部件过度依赖国外的困境，突破“进口换出口”的被动贸易模式。

第四，要牢固树立“制造业立国”的理念和政策取向。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为核心和着力点，通过“强基工程”，倡导“匠师精神”，精心做好工作，提高附加值比重，促进产业内分工发展，全面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水平。同时，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等国家的成功经验，全面实施加速折旧政策，相当于降低企业税收，促进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广泛持续投资，促进设备更新，扩大投资需求。

(作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来源：安莎通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