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协调有望达成方向性共识 专家称新广场协议预期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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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比以往更受关注有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当前市场动荡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发达经济体实施的货币政策有关。

第二，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八年过去了，二十国集团一直致力于促进全球治理。但现在人们看到，全球治理中存在各种问题，尤其是在政策协调方面。

至于外界曾经激烈争论的所谓新广场协议，黄伟认为这种期望本身是不现实的。这有两个原因:首先，g20和当时的g7是两个不同的平台。第二，二十国集团成员众多，任何二十国集团决议都需要一致通过，因此达成具体的汇率干预措施极其困难。

我们的记者叶涛

本月26日至27日，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在上海举行。在全球经济前景黯淡、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的背景下，本次会议受到的关注不亚于以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在与国内外媒体同行的交流中，记者发现各方关注的焦点概括在两个方面。首先，会议能否在全球治理的长期问题上，特别是在政策协调方面找到突破口。实质性进展；第二，鉴于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特别是在汇率市场发生货币战争的背景下，会议能否就一些干预措施达成共识？围绕上述两个问题，记者采访了正在上海参加20国集团智库会议(t20)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办公室主任黄伟。

黄伟认为，本次会议之所以比以往更受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当前市场动荡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发达经济体实施的货币政策有关。遭受市场动荡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希望有一个平台来讨论现有的问题，以便找到解决办法；第二，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八年过去了，二十国集团一直致力于促进全球治理。但现在人们看到，全球治理中存在各种问题，尤其是在政策协调方面。在这一点上，各方都愿意并且有必要对此进行思考和反思。“至于这次会议可能取得的成果，我个人持乐观态度，即各国将就政策协调等方向性问题进行真诚的讨论，并可能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然后为各国未来的决策者制定政策。考虑一下。”她说。不过，她也表示，外界不应对所谓的“新广场协议”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该协议曾被一些海外机构和媒体称为“新广场协议”。事实上，包括中国和美国财长在内的许多20国集团(g20)高级官员，都曾公开表示要消除形成所谓“新广场协议”(New Plaza Agreement)的“幻觉”。

从高级官员迄今所作的发言来看，本次会议有可能就一些方向性政策协调问题达成共识。黄炜认为，这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一切感到骄傲，会失去一切。目前，全球经济存在分化，美国经济表现良好，其他发达经济体表现不佳，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困难。然而，随着全球经济的国界越来越模糊，各国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有可能脱颖而出，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下去。如果我们不能努力实现共同繁荣，那么表现良好的经济最终将因外部环境的拖累而失去其实力。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当时发达经济体集体下滑，而新兴经济体保持强劲势头。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恶化，新兴经济体迅速被拖累。

在美联储加息问题上，正如美联储主席耶伦最近在国会作证时反复强调的那样，外部环境恶化给美国经济带来的风险值得警惕。如果美联储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不考虑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下滑将反过来给美国经济带来沉重压力。也就是说，如果政策不协调，可能会给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带来损害。例如，美元升值就是一个例子。美联储的加息和央行支付的银行存款利息直接推动了美元的走强。然而，美元的长期持续走强将反过来损害美国的国内制造业和出口。因此，即使是出于自我考虑，在其他经济体没有加息条件的情况下，美联储也有必要衡量其未来加息的步伐，以避免美元过度升值对其经济的伤害。黄伟认为，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可能为与会的高级官员提供一个机会，让美国从溢出效应的角度理解其自身政策背后的利弊，并认识到放缓加息步伐或减少与其他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偏差可能对其自身经济更有利。

除了美联储加息之外，在欧元区、日本、瑞士、瑞典、丹麦等国实施的负利率也可能成为讨论的焦点。五至十年前，负利率可能从未被提及和考虑过，但现在，随着加入负利率俱乐部的经济体数量的增加，这一趋势在未来是否会继续扩大，程度是否会进一步加深，对未来全球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也是各国政策制定者迫切需要探讨的课题。黄伟认为，负利率问题有两个方面。在第一个层面上，负利率政策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发展和现实需求相结合的结果，是不得已的选择。多年来，生产力停滞不前，这导致资本利润空一再下降。再加上央行不断释放流动性，银行必须一方面保持资本；另一方面，没有好的项目投入资本，这已成为实施负利率的一个重要背景。在第二个层面上，人们需要高度警惕实施负利率的后果。负利率的实施背景是资金不能进入实体经济。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实施负利率来减少银行甚至央行账户上的资金。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负利率来解决。然而，当生产率停滞不前，实体经济中没有足够的好项目可供投资时，更多的资金可能不得不涌向金融市场，从而加剧市场动荡，带来更多不良问题。因此，在当前节点，各国有必要就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影响以及可能的中长期影响深入交换意见，以避免重复错误。

至于外界曾经激烈争论的所谓新广场协议，黄伟认为这种期望本身是不现实的。这有两个原因:首先，g20和当时的g7是两个不同的平台。成员国在七国集团中的地位并不平等，而二十国集团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平台，尤其是新兴经济体拥有更高的话语权。因此，在不同的国情和不同的政策背景下，以牺牲一些国家利益为代价达成协议是不现实的；第二，二十国集团成员众多，任何二十国集团决议都需要一致通过，因此达成具体的汇率干预措施极其困难。事实上，20国集团试图设定具体的量化目标。例如，早在2010年，20国集团成员国就做出了一项关于债务削减目标的决议。然而，由于非约束机制，该决议以失败告终。

“在经历了各种磨合和挫折之后，今天的20国集团已经知道这个平台能做什么，以及它力所不及的地方。”黄伟说道。“因此，本次会议的合理、现实和理想的期望是，各方能够在政策协调上达成一定的方向性共识，各国在制定政策时能够给予充分考虑。”

来源：安莎通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