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新常态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仍存在

本篇文章3425字，读完约9分钟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10年的10.4%下降到目前的7.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坏名声和中国越来越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声音又开始了。那么，在进入新常态之后，中国能够并且如何成功地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呢？对于这一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按照发展规律进行研究和判断。//

“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依然存在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概念。通过对二战后一些国家经济的回顾性观察，报告发现，除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外，由于不合理的资源占用、不公平的收入分配、缓慢的技术进步和集中爆发的社会矛盾，大多数国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概括这一普遍现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5000美元的相对停滞的经济发展阶段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200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00美元左右，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1年，这一数字达到约5，400美元，进入了发展容易停滞的阶段。然而，中国经济并未停滞，201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约6100美元，目前达到约7800美元，步入中高收入门槛。然而，应该注意的是，这是一个中高收入低水平。目前，发达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普遍达到4万至5万美元，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万美元。当然，许多低收入国家都是“平均水平”。然而，中国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1000美元的中高收入上限还有很大差距，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依然存在。能否成功克服这个陷阱，是对中国“十三五”发展的一个重大考验，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通过的一道关口。

不停顿地减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策略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减速是常态。这种减速既有直接原因，也有深层原因。

直接原因应该从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分析。2011年至2013年，中国消费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下降，特别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出口贡献率甚至降至负数，只有投资贡献率持续上升。2014年和2015年第一季度，情况有所改善，消费和出口的增长率和贡献率有所提高，但投资占主导地位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再加上边际投资收益递减规律，投资在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持续下降，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深层原因是: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拉动，投资主要集中在“钢铁和公基”，导致钢铁、粗钢、水泥等行业超高速增长。在过去的30年里，粗放和粗放的再生产使得这种发展不可持续。第二，经济结构不平衡。由gdp理论和投资英雄推动的经济发展最有可能导致项目和投资的竞争，重复引进、重复建设、结构失衡和产能过剩将导致经济效益下降。第三，人口红利正在下降，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改革开放以来，新增gdp的1/4-1/3是由新劳动力创造的，这得益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黄金时代”所提供的人口红利。2010年，15-64岁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达到74.5%的峰值，受扶养人比率降至34.2%的最低水平。然而，在越过这一拐点后，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下降，受扶养人比率上升。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增长率自然会下降。四是资源短缺瓶颈加剧，生态环境接近上限。粗放型发展模式的直接后果是自然资源被大量消耗和稀缺，能源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加，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堪重负。

理解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放缓的必然性，就是要适应和把握规律，寻求合适的发展速度。如果以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364.63亿元，人口为13.6782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1224为基期，根据高、中、低三个计划的预测，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0%、5.5%和4.0%， 到2020年和202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为:高计划10834美元和14988美元。总体判断是，只要未来经济没有大的起伏，中国就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不同方案跨越的时间却大相径庭:按照高方案，基本上可以在“十三五”期末跨越，而中等方案只能在2022年前跨越，“十四”期末跨越低方案

经济增长与就业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和稳定增长意味着保持和稳定就业。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gdp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130多万人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可以下降0.5个百分点左右。2014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9%，2015年应控制在4.5%以内，因此空. GDP增长率可降低1个百分点如果失业率以5.0%为上限，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就有2个百分点的下降空间，只需保持在5.4%以上。在这条警戒线以下，失业率上升到5.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到5.4%以下，这对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有很大影响，应该避免。

稳扎稳打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要求。容忍减速，如上所述，只要经济增长率保持在5.4%以上，即中国计划的增长率保持不变，各种目标的实现就不成问题；停滞是不可容忍的，因为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不仅是确保就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也是转变方式、调整结构、造福民生的必要条件。当然，有必要通过改变模式、调整结构、造福民生来降低过高的经济增长率，就像汽车转弯时需要踩刹车减速一样；然而，如果减速变成失速，改变模式、调整结构、造福民生的基础和动力就会丧失，就像飞机失速会导致坠机一样。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的经济集体陷入停滞，至今难以摆脱困境；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经济停滞，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挣扎，这是经济停滞的结果。在新的经济常态下，容忍减速而不是停滞，争取高计划而保持中计划，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和基本策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速度交换利益

社会扩大再生产有两种方式:增加劳动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正处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黄金时代”之初。人口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明显，经济发展自然走上了增加劳动力的轨道。改革开放释放了社会资本的活力，解放了生产力。30多年来，投资的扩张和几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近10%的超高增长率。然而，这种超高速不仅使经济增长，而且在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资源环境、收入分配等方面积累了矛盾和问题。

速度与效益的不对称反映了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经济发展方式粗放，重投入轻产出，重数量轻质量，突出了经济效益低的问题；经济结构失衡、重复建设、重复生产和产能过剩严重影响了经济效益的提高，甚至使经济效益出现负效应；不计成本，资源环境瓶颈突出，导致边际投资效益和生态效益显著下降；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这些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是齐头并进的。由于速度与效益的不对称源于速度偏好，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从消除速度偏好入手，牺牲一点速度来换取效益的有效提升。应该说，中央政府早就重视福利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提出，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要“在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不幸的是，这一前提经常被忽视或遗忘，只谈翻倍而不谈效益，这使得速度和效益之间的不对称日益加深。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特别是提出了创新和发展等五个发展理念，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是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法宝。

当然，这并不是说速度越低越好，或者我们不想要速度，而是说我们应该符合客观和实际的速度，不要忽视速度的好处。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自然是有一定速度的发展。上述从高计划到中计划的经济增长率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合适的、可实现的速度。利用高速到中高速增长腾出的/0/空间，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进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的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实现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高效率的转变；调整经济结构，完成向现代产业结构和现代经济技术结构的转变；加快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率；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快提高生态环境效益的改革，逐步解决速度与效益不对称的矛盾，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值得一提的是，在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超过刘易斯拐点，投资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模式结束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关键是要把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变放在突出位置。实现经济增长与效益提高的平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理性选择。(作者田学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来源：安莎通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