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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国际组织,imf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多边组织内部运行机制相对成熟,基金组织有能力承担二十国集团秘书处的职能。
最近,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主任徐洪才在“20国新视野:全球治理前沿国际论坛”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建议,中国应抓住“20年一遇”的杭州g20峰会契机,主动设定相关议题,引领g20机制转型,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成立二十国集团秘书处,完善具有系统重要性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自去年以来,推动成立二十国集团秘书处已成为国内智库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此前,在中国发展论坛“展望20国集团中国峰会”子论坛上,是否应该设立20国集团秘书处成为讨论话题之一,并得到了很多支持。然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利亚反对。
徐洪才建议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建立g20秘书处。他在文章中指出,“imf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多边组织的内部运行机制相对成熟,因此imf有能力承担g20秘书处的职能。此外,以前在相关会议上也有这样的声音。现在,中国正在利用这一趋势,在国内正式提出这一问题,这将不可避免地得到20国集团成员国的广泛支持。”
以下是原文:
作为世界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20国集团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面临权威不足、执行力不足等问题。在新形势下,二十国集团的使命和方向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即从短期应对金融危机转向全球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第十一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于今年9月在杭州举行,筹备工作正在全面展开。作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轮值主席国,中国应抓住“20年一次”的机遇,主动设定相关议题,引领二十国集团机制转型,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其中,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是建立二十国集团秘书处,完善具有系统重要性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一、设立二十国集团秘书处和完善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背景和意义
近年来,中国习近平主席在许多重要国际场合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通过二十国集团等机制改善全球经济治理,避免世界主要大国宏观经济政策溢出效应的负面影响,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实现强劲、可持续、均衡增长。然而,这一重要举措尚未得到很好的实施。
首先,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各国经济趋势和政策严重分化。特别是,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中,宏观经济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正在增加,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正在上升。完善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刻不容缓。目前,美国经济已经率先升温,进入加息轨道。欧洲经济复苏乏力,欧洲央行仍在加大量化宽松(qe),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收效甚微,日本央行最近提出了负利率政策。与此同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下跌,短期资本外流加速,外汇市场冲击加剧,新兴经济体面临新的风险。2015年,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特别是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采取竞争性贬值政策,增加了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大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
第二,现有的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存在严重缺陷,不能满足全球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组成。在过去的70年里,自20世纪70年代浮动汇率制度诞生、80年代七国集团(g7)成立、90年代关贸总协定被世贸组织取代以及1999年二十国集团(g20)成立以来,布雷顿森林体系不断演进,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面对新的全球共同挑战,这一制度的诸多弊端充分暴露出来。例如,在财政和金融政策协调方面,二十国集团有一个每两年一次的成员间相互评估机制,这对于评估各国的金融形势、公共债务和潜在风险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揭示风险,促使被评估国家高度重视,调整经济政策,降低潜在风险。然而,这一评价体系最终取决于成员国的自我意识,缺乏应有的约束力。特别是面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明显分歧和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溢出效应的增加,似乎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在贸易政策协调方面,目前各种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蓬勃发展,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受到严重阻碍。此外,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自身的结构性问题。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结构性改革”纳入“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框架,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也需要加强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协调。
第三,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对二十国集团进行“技术”转型,完善二十国集团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是可行的。二十国集团汇聚了全球经济的主要决策者,包括发达国家、主要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二十国集团所代表的人口、土地面积、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额占世界的大多数,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g20会议一直是世界主要经济体领导人之间信息交流和政策沟通的平台,但其最大的不足在于缺乏执行力,这可能成为“空谈话俱乐部”,从而影响g20的权威。目前,二十国集团采用轮值主席国组织的相关会议,包括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衍生形式还包括商业G20会议和智库G20会议等。各附属工作组为相关会议提供支持。然而,由于相关会议的复杂性和参与成员的数量众多,协调工作困难且效率低下。近年来,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一直呼吁成立二十国集团秘书处。作为一个常设机构,二十国集团秘书处负责组织和协调二十国集团相关会议闭会期间的各项工作。其优势在于其长效机制,有助于提高成员间政策沟通和协调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也有助于推动二十国集团相关决议的落实,加强二十国集团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协调。设立秘书处也可以避免轮值主席国对二十国集团会议议题和风格的影响。
第二,建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二十国集团秘书处,建立“5+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首先,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二十国集团秘书处。作为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以来在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作为一个国际组织,imf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多边组织的内部运行机制也相对成熟,因此imf有能力承担g20秘书处的职能。此外,此前在相关会议上也有过这样的呼吁,现在中国正在利用这一趋势,在国内正式提出这一问题,必将得到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广泛支持。
第二,建立“5+1”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在建立二十国集团秘书处和其他长期机制的同时,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成员的美国、欧盟、中国、英国和日本这五个主要经济体都是当今世界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其中任何一个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加强五大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与协调,无疑将有助于有效降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及时化解各种潜在风险,进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所谓“5+1”,即美国、欧元区、中国、日本和英国,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1”定期开会讨论和协调其宏观经济政策,包括金融、货币、汇率、贸易和结构改革,目的是扩大五个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积极溢出效应,减少其消极溢出效应。
第三,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仍以美元为主。事实上,风险和责任过于集中在美元上。这一体系包含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不仅不利于全球金融稳定;由于特里芬悖论的存在,不利于美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美联储经常面临维持美元价值稳定和国际流动性供求平衡的两难境地。提高特别提款权作为“超级主权”货币在国际支付中的地位,将有助于降低国际货币体系的风险,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资源,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目前,特别提款权作为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会计符号,存在诸多局限性,适用范围非常狭窄,规模非常有限。扩大特别提款权使用的倡议由来已久。在2009年伦敦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前夕,俄罗斯和中国相继提出通过官方渠道提高特别提款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写了一篇关于扩大使用特别提款权的特别文章。如何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首先,建议修订特别提款权相关制度。包括完善特别提款权的固定价值和发行方式,与其他货币建立结算关系。第二,扩大特别提款权在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和成员国危机缓解中的应用。第三是扩大特别提款权作为定价单位的范围,包括其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第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特别提款权向中央银行和世界银行等多边发展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以促进特别提款权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中的使用。
总之,中国作为今年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应该主动提出依托imf建立20国集团秘书处和“5+1”宏观经济政策机制的议题。为落实这些建议,智库可以组织研讨会,就建立二十国集团秘书处和“5+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进行学术讨论,包括组织结构、议事规则、运行机制等。同时,中国积极与其他国家进行场外沟通,以尽快达成共识。随后,它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被正式提出。最后,在9月份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形成了一项正式决议。
(编辑:林鸿)
来源:安莎通讯社
标题:中国国经中心徐洪才:建议依托IMF设立G20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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